楊龍
2000年，中國正式提出“走出去戰(zhàn)略”，并于2001年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yōu)勢的企業(yè)向海外直接投資。經過十余年的發(fā)展，據商務部發(fā)布的《2012年度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公報》，截至該年年底，中國海外投資存量達到5319.4億美元，位列全球第十三位；而2012年，中國海外投資的直接資金流量達到878億美元，成為當年的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這意味著中國企業(yè)的海外投資，使其在全球資本格局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中國資本對外輸出的步伐也將進一步加快，其在全球資本中的位置也將進一步上升。因而，如何理解中國投資對資本接收國的影響，如何審視中國投資和當地政治、社會的多重關系，這既涉及資本接收國在資本和社會發(fā)展之間如何自處的問題，也關乎到中國資本未來的處境和命運。
基于這樣的現狀，在AFSC（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的資助和幫助下，筆者于2013年8~12月，在柬埔寨進行了近5個月的工作和調研。之所以選擇柬埔寨，一方面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柬埔寨的國運升降和中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另一方面，幾乎和中國經濟崛起同步，1994年柬埔寨正式通過《投資法》，大規(guī)模吸引外資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投資能擴大就業(y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截至2012年底，中國對柬埔寨的協議投資累計已達96億美元，事實上成為柬埔寨的第一大直接投資國。
雖然自1993年以來，柬埔寨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但是社會問題的重心隨著時間流逝也在發(fā)生新的變化。一是在社會生活層面上，從普遍貧窮的社會邁向了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社會，窮富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城市貧民甚至維持基本的生計都有困難，由于紅色高棉屠殺的影響，中產階層在短期內難以形成；而在民意層面，普遍認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是洪森家族及其親信通過權力而占據大量社會財富。二是在社會心理層面上，從普遍要求和平的社會邁向了追求經濟平等的社會，雖然在社會精英層面仍然是追求政治民主和社會和平，但是經過20年的社會穩(wěn)定后，要求和平已經被追求經濟平等和政治民主所代替。三是在政治構建層面，從封閉的越南式社會主義的政治向多黨競爭政治轉型，但是政治獨占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四是在全球經濟層面，從一個完全排斥外資的社會邁向了一個全面依靠外資的社會，但其自身的經濟和技術基礎依然無法形成，完全依賴于外國資本推動本國發(fā)展。
不管在社會–經濟還是政治方面，中國資本進入柬埔寨都面臨這些轉變的過程。因而，我們有必要把中國資本的進入放在柬埔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加以理解。
中國資本與柬埔寨權力
在柬埔寨，你碰到任何一個受過些許教育，包括高檔餐廳的服務員，說到中國投資，都會向你訴說柬埔寨政府的腐敗，都會略帶“訴苦”的姿態(tài)指責柬埔寨人民黨對權力的壟斷，對財富的壟斷，所以才導致了社會普遍的貧苦，當然，這種說法與其自身處境有著極大的關聯，即柬埔寨嚴重的社會貧富分化。
Peter Russell，這位自1993年柬埔寨民主化后，就來到這里為當地社會重建服務20年的澳大利亞人的看法，或許能夠相對客觀地說明這一問題。在他看來，人民黨在推動柬埔寨擺脫紅色高棉的統(tǒng)治，推動柬埔寨走向和平上，是有其歷史作用的。但是在民主化之后，由于柬埔寨整個社會都處于極度貧困的狀態(tài)，外國資本的大規(guī)模進入，既給社會帶來了工作和改變生活機會的條件，也帶動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但同時也使得行政能力有限的政府發(fā)生普遍且大規(guī)模的腐敗。
究其原因，柬埔寨雖然接受了聯合國的民主化方案，但是長期的社會戰(zhàn)亂，導致人民黨和奉辛比克黨經過戰(zhàn)爭的熏陶之后，即使在民主選舉制度之下，在黨的組織原則和權力技術上，都奉行絕對控制的準則，由此導致奉辛比克黨在和人民黨長達十余年的較量之后，生存空間被大幅壓縮，幾乎退出了柬埔寨的政治舞臺。新近崛起的救國黨借助于年輕一代對現政府的不滿情緒，雖然在大選中獲得了40%左右的國會議席，卻被人民黨在政府組閣時排除。
正是這種對立的政治文化，使得柬埔寨權力結構高度集中。柬埔寨的權力結構既給中國資本制造了某些便利，同時也制造了無數的麻煩。
幾乎所有的東南亞英文報紙和雜志，由于對柬埔寨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每有一個大型項目啟動，都會重復報道中國企業(yè)在柬埔寨的腐敗，而其報道的內容有著驚人的相似邏輯：柬埔寨政府權力不受限制，遇事則多有腐敗，在同類項目上，中國企業(yè)最容易獲得項目審批、且能夠順利開展項目，而來自西方國家的企業(yè)則是既難以拿到項目，又難以保障項目的正常實施，所以中國企業(yè)通過腐敗俘虜了柬埔寨政府。但是，有關中國企業(yè)如何腐敗政府，則幾乎沒有任何事實予以說明；柬埔寨政府在哪些環(huán)節(jié)更容易發(fā)生腐敗行為，也沒有相對有力的發(fā)現。
所以，在話語結構上，尤其是媒體的話語結構中，中國企業(yè)和柬埔寨權力的關系是：中國企業(yè)出錢，柬埔寨政府出權，共同經營項目。毫無疑問的是，這種想象的根源既在于他們對中國和柬埔寨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偏見，又在于相比于西方企業(yè)，中國企業(yè)更容易獲得項目審批和開展項目。東南亞的英文媒體把柬埔寨的經濟發(fā)展幾乎描繪成了資本–權力的狂歡，因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真實的關系。
在事實層面上，這種包含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說辭是沒有實際解釋能力的。其實，中國資本最早進入柬埔寨，多是以援助的形式，為他們的基礎公共工程建設服務，并從根本上改善了柬埔寨的基礎公共設施。只是最近十年來，中國企業(yè)才開始大規(guī)模地進行全面投資。國有企業(yè)的投資多集中于大型基礎工程和能源項目，而民營企業(yè)則分布在各個方面，其實，真正和政府有著密切聯系的多是國有企業(yè)和大型的民營企業(yè)。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資本和柬埔寨權力并沒有任何的腐敗行為，只是，我們必須明了中國資本在哪些環(huán)節(jié)更易腐敗，在哪些環(huán)節(jié)腐敗受到了制約，如此，我們才能解開中國資本和柬埔寨在事實層面存在的復雜關系，以及中國資本和柬埔寨政府的相互角色。
腐敗容易在兩個環(huán)節(jié)發(fā)生。一是，中國企業(yè)的大型項目投資，一般需要經過柬埔寨中央政府審批同意。這些投資為柬埔寨的經濟增長和就業(yè)提供了新的空間；與此同時，由于基礎建設和政府密切相關，柬埔寨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能力有限，正如一位在當地工作十余年的國企負責人所指出的，柬埔寨制度建設遠不及成熟的民主國家，即使在大型項目上，人情和社會關系也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無法否認的是，在柬埔寨中央政府層面，政府官員的廉潔是受到很大考驗的，柬埔寨環(huán)保部一位官員告訴筆者，其部長的正式工資收入僅有700美元，幾乎很難維持一個家庭在本地的開銷。而一些企業(yè)負責人或是不熟悉本地社會關系和政情，或是為了盡快推動和完成項目，以便調回國內，也存在用錢物開道的行為，同時，一些官員在經歷長期貧窮和缺乏制度約束之后，也主動“尋租”和“設租”。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企業(yè)的大型海外投資實際上也需要接受中國政府的監(jiān)管，在中國政府–中國資本–柬埔寨政府這個三角關系中，中國資本并非是脫韁的野馬，可以恣意妄為，而柬埔寨中央政府在項目審批和實施過程中，也不是完全無視中國政府而可以任意腐敗。這種交疊的關系，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中國資本和柬埔寨權力腐敗的空間。
不過，東南亞的英文媒體將人情、社會關系和腐敗都視為不正當的資本和權力關系。
二是，在項目的實際實施過程中，中國資本最難處理的是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柬埔寨地方政府職員收入極低且監(jiān)督機制最為薄弱，中國企業(yè)的工作人員對項目所在地的了解可以說又十分有限，加之中國大型投資項目的運營周期普遍較長，所以在柬埔寨的地方層面上，中國企業(yè)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地方政府的依賴，并因此而帶動了其尋租。筆者曾到一個中國企業(yè)投資的水電項目調研，該項目所在的縣級政府，負責這個項目工作的幾位公務員都購買了價格不低的汽車，而該縣范圍內只有這一個中國大型經濟投資項目，以柬埔寨縣級政府公務員的工資收入計算，他們需要至少工作60年，且不進行任何消費才有能力購買。
概而言之，柬埔寨政府對不同類型的項目控制程度不同，導致資本和權力的結合程度亦不同，所以其腐敗問題嚴重程度，既取決于項目的合作形式（包括中柬政府層面的合作、中國企業(yè)和柬埔寨政府的合作及中國企業(yè)和柬埔寨企業(yè)的合作），還取決于該經濟項目的具體執(zhí)行者。
中國資本和柬埔寨權力的結合，并不是資本腐蝕權力，或者權力攫取金錢可以概括。但是這種邏輯卻構成了評價中國資本的普遍性話語，而中國資本和柬埔寨權力的實際關系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中國資本和柬埔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不同關系，因人情和社會關系的差異，其腐敗有顯著的不同；在不同類型的項目上，其表現也有顯著差異，因而，中國資本和柬埔寨權力的結合有著復雜的面貌，它并不完全取決于中國資本的擴張沖動，也不完全在于柬埔寨政府較為低下的執(zhí)政能力，而在于兩者結合的過程之中，官僚階層極度低下的薪酬和經濟發(fā)展帶來的對財富的強烈渴望，加之人性和制度的缺漏，腐敗就不可避免在某些最需要二者結合的環(huán)節(jié)產生了。
當然，腐敗既是對柬埔寨政府的侵蝕，也是對中國企業(yè)及自身的侵蝕，因而必須被遏制，但是意識形態(tài)化的批評無助于消除腐敗，而是需要回到事實本身，從事實的過程中發(fā)現腐敗的真實環(huán)節(jié)和真實的權力–資本關系，才能真正有助于問題的解決。
中國資本的社會后果
1992年，柬埔寨在經歷紅色高棉的困難、越南式社會主義改造之后，開始了民主化的歷程。此時的柬埔寨，民眾在經濟上幾乎沒有分化，但在生活上基本都屬于極端貧困的狀態(tài)。經過二十余年的經濟改革，尤其是大規(guī)模引入外資，柬埔寨成為東南亞新的經濟增長引擎。
但是，柬埔寨在重建的過程中，無法回避多年來的戰(zhàn)亂導致的人才匱乏、社會基礎薄弱、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因而，柬埔寨政府雖然在法律層面上嚴格限制土地兼并，但是在事實上又大力推動農業(yè)的大規(guī)模生產，尤其是以水稻出口為核心的農業(yè)產業(yè)；在法律層面上仿照西方保護勞工權益，但是在事實上又全力推動以低工資為基礎的制造業(yè)，以吸引勞動密集型投資；在法律層面上規(guī)定色情業(yè)為非法，但是在事實上又著力于打造以色情業(yè)為特色的旅游產業(yè)，以拉動國家經濟。這幾乎就是柬埔寨政治–經濟的全部矛盾現狀。
在這樣的產業(yè)結構之下，普通民眾的謀生手段是有限的，生活是凄苦的。但是，相比于紅色高棉和越南式社會主義時期，他們的生存狀況無疑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相比于一夜暴富的權貴們，他們的生存狀況無疑又顯得更為糟糕。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闡發(fā)的，普通民眾只在現狀比過去更悲慘的情況下，或認為比過去更悲慘時，才會思念回到過去。所以，柬埔寨民眾不希望回到過去，但也不滿足于現狀。
那么，這樣的現狀和中國資本又有什么樣的內在聯系？一位柬埔寨華文報紙《柬華日報》的記者是這樣總結這個問題的，柬埔寨民眾普遍認為，柬埔寨的經濟發(fā)展導致了社會嚴重的分化，而經濟發(fā)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外國投資，而中國作為最大的投資主體，自然成為普遍批評的對象，成為民眾認為的貧富分化的制造者。
加之，中國企業(yè)試圖把“勤勞”帶到柬埔寨，這卻成為引發(fā)矛盾的新的焦點。在柬埔寨，一如其他東南亞國家，民眾習慣了閑散的工作方式，享受那種不受過多約束的工作環(huán)境。但是，外資企業(yè)帶來了高強度的工作文化，帶來了以多勞多得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當然中國企業(yè)在這方面又表現的格外突出。在貧窮的柬埔寨，民眾現在必須在享受閑適的貧苦生活和高強度的較高水平的生活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在貧窮面前，現實總是以這樣無情的面貌出現，而無情的制造者則被認為來自中國企業(yè)。
同時，20年的社會改革，最先富起來和最富有的都是中國淘金者或海外華人。1993年以來，無數的中國淘金者和海外華人進入柬埔寨，其中一部分人鎩羽而歸，而另一部分人通過努力奮斗、通過游走在社會和政府之間，順利步入了資產可觀的商人之列，其中極少數者甚至成為富可敵國的資本家，他們掌握了巨額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的成就進一步刺激了柬埔寨的普通民眾。其實，這也是一個有著歷史淵源的問題。東南亞史學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各類東南亞史料中發(fā)現，遠在16~17世紀，中國人下南洋，他們的勤勞和富裕就不斷引來非議，甚至成為被敵視和攻擊的目標。
在事實層面上，中國資本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提升了柬埔寨基礎設施的條件，并在一定程度上讓柬埔寨人擺脫了貧窮。中國資本所帶來的這個切實的社會后果并沒有得到普遍認同，原因部分在于普通的柬埔寨人忽視了自身的歷史起點，忘記了自己曾遭受的悲慘命運，當然，很多柬埔寨人甚至還把歷史上的悲劇命運歸咎為中國的責任。
由于柬埔寨政府執(zhí)政能力有限，還很難從統(tǒng)計上說明中國資本的進入，對于柬埔寨社會的分化產生了何種影響；但是在柬埔寨民眾的想象中，中國人和中國資本既制造了普遍的社會腐敗，又占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還導致了嚴重的社會貧富分化。
有時候，想象的事實比事實本身更有力量。可以想見，在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中國資本在柬埔寨的規(guī)模將進一步擴大；而在柬埔寨政府行政能力和社會再分配能力短期無法改善的情況下，柬埔寨社會的貧富分化還將進一步加劇，社會裂痕將進一步加深，其結果是，柬埔寨普通民眾對中國資本的妖魔化想象也會進一步加大，近幾年，在柬埔寨針對某個具體企業(yè)的小規(guī)模長期化游行已經出現，這會對中國企業(yè)在海外的資產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
如何彌合事實和想象的事實之間的鴻溝，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資本在柬埔寨的安全和未來發(fā)展。或許，這也是為什么西方企業(yè)在最近幾十年開始反復強調和大力宣傳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來塑造企業(yè)對當地社會的奉獻和回報，以此來維持普通民眾對企業(yè)的良好形象。
在這一點上，中國企業(y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企業(yè)習慣于以發(fā)展和完成項目為中心的目標，而相對忽視做社會和民眾方面的工作，這也是中國資本形成雙重社會后果的原因：在事實方面，改善和提高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在民眾的認知方面，卻被視為社會貧富分化和腐敗的制造者。
不過，中石油在緬甸鋪設石油管道的例子，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中石油在石油管道周邊建設兩側的村莊，捐建學校、挖井修路，大量雇用沿線的村民作為工人。這種舉措在經營中國資本的形象上有著重大的作用。
重新理解中國資本的社會性質
中國資本的大規(guī)模進入，既帶動了柬埔寨社會脫離普遍的貧困，也為自身帶來了巨大的爭議。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tǒng)治》中指出，不列顛給印度帶來了殘酷的殖民統(tǒng)治，同時也打破了印度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并將其帶入了嶄新的資本主義世界，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結合。馬克思在進行寫作之時，并未踏足印度，因而也就無法分析民眾是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的。那么，不管是立足中國，還是站在同情柬埔寨的立場上，我們如何理解在柬埔寨的中國資本的社會性質，理解它和柬埔寨的悖論性的結合。
某種程度上，中國資本在柬埔寨轉型的過程中，也在扮演一個矛盾的角色。在經濟發(fā)展上，中國資本既是其基礎公共工程的主要建設者，又被視為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的攫取者；在社會心理上，中國資本既是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又被視為貧富分化的制造者和社會財富的占有者。
但是，在東南亞英文媒體上，中國資本被賦予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它們大力地攫取當地的資源，俘獲當地的政府，阻礙當地的民主轉型。顯然，這種具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認知，既無助于我們理解中國資本的性質，也無助于理解中國資本所產生的社會后果。
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中，從權力的分布和構成上，將其區(qū)分為經濟、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tài)四個維度。從這一角度審視，柬埔寨面臨的是來自中國的資本、來自西方新發(fā)展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和其自身革命遺留下來的軍事力量，以及混雜著西方民主和自身政黨傳統(tǒng)的政治形態(tài)，這些復雜的結合，共同制造出今天處于困境之中的柬埔寨，它不是任何單一力量所能決定。
從這一視角出發(fā)，中國資本既不是柬埔寨貧富分化的根源所在，也不是這一問題的制造者，它只是在柬埔寨轉型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參與者的角色。中國資本既不是柬埔寨權力腐敗的根源，也不可能在這一問題上獨善其身，它只是在柬埔寨轉型過程中盡可能扮演一個具有極強適應能力、尋求財富擴張的參與者的角色。
不過，中國資本已然成為西方新發(fā)展主義的“靶子”，并因此遭受無情的批判，這既因為它來自“中國”，也因為它所做的并不太符合新發(fā)展主義模式的評價“標準”，這種知識霸權還將長期伴隨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步伐。
加之，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它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中日益突出。但是它闡釋自我的能力卻極為匱乏，“和平崛起”、“和平共處”、“永不稱霸”等的概念，遠遠不能讓世界接受中國資本擴張時代到來的合理性，遠遠不能讓世界免于對中國資本“新霸權”的恐懼，遠遠不能構筑起中國之于世界的知識圖景，因而，中國資本之于世界在已然事實和知識表述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當然，知識建構和政治霸權的關系永遠難以調和。
所以，中國資本需要更深地反思自身。中國資本的海外之路，必然會持續(xù)面臨像在柬埔寨這樣的后發(fā)展國家一樣的問題，即在其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經濟發(fā)展、政治轉型、原有軍事力量存續(xù)和意識形態(tài)輸入的多元背景之下，在推動經濟發(fā)展之外，必須要直面的自身可能扮演的社會、政治和歷史角色，中國資本不可能獨善其身；中國資本在變動的世界格局之中，也必須要面對如何準確地闡釋自身，如何建立在世界范圍內大體可以接受的關于“中國資本”的知識體系，而非以各類“和平”之名而試圖獨善其身；兩者的疊加，才是中國資本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必須要直視的問題。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