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
一、研究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傳統(tǒng)文化日趨衰落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基本特征。盡管文化保守主義勢力的反抗從未間斷，但無法改變這一“歷史趨勢”。1976年之后，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終結，官方有組織地反傳統(tǒng)文化活動停止了。但是，傳統(tǒng)文化的厄運并未結束。伴隨著新一輪對外開放，民間自發(fā)的反傳統(tǒng)思潮開始泛濫。這一思潮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高峰。1989年之后，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推動傳統(tǒng)文化復興。20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xiàn)了所謂的“國學熱”或“傳統(tǒng)文化熱”。但是，好景不長，這一缺乏民間基礎的思潮很快無疾而終。然而，在21世紀到來之際，由民間力量主導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旨在復興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象”悄然興起，并在短期內獲得了迅速發(fā)展。
在這一“現(xiàn)象”中，參與者為數(shù)眾多，組織形態(tài)豐富多樣，而且各自為政，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中心。但他們并非“一盤散沙”，而是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為凝聚力和團結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參與者向主流價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zhàn)，要求徹底重建社會的價值規(guī)范。可見，這一“現(xiàn)象”基本具備了“社會運動”的重要特征。又由于這場“社會運動”的宗旨非常鮮明，即復興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文化民族主義運動”。
這場“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為它涵蓋了三種影響中國未來發(fā)展趨勢的基本力量：“文化傳統(tǒng)”、“民族主義”和“社會運動”。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一種支配中國命運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力量。“民族主義”自1840年興起以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現(xiàn)代歷史，其生命力超越了一般的意識形態(tài)?！吧鐣\動”代表了社會演變的趨勢性力量。一種理論或思潮，只有與社會運動結合，才能成為影響社會命運的真實的力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作為“社會運動”的“文化民族主義”才值得我們格外關注。
研究對象如此重要，人們對它的關注如此強烈，但至今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深入規(guī)范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對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作一番扎實的研究。
本文關注三組問題。第一組問題是，這場運動興起的原因是什么？它們有沒有廣泛性、深刻性、持久性？第二組問題是，什么人參與這場運動？什么問題促使他們采取行動？面對這些問題他們作出了什么反應？他們如何界定這些問題？如何確定這些問題的成因？他們提出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案？他們采取了哪些行動？他們動用了哪些資源？運用了什么方法動員這些資源？第三組問題是，這場運動將帶來什么可能的后果？對中國的文化有何影響？對國內和國際政治有何影響？對中國和世界的命運有何影響？
這三組問題分別涉及這場運動的起因、過程、后果，對它們的回答構成了對這場運動的全面描述和系統(tǒng)分析。
二、資料來源
本項研究為實證研究。經驗資料來自典型調查和積極分子問卷調查。典型調查涉及26個省級行政單位，40多個市縣級行政單位，50多個組織，200多個核心訪談對象。問卷的設計基于典型調查之上，問卷調查執(zhí)行委托給專業(yè)調查公司。
問卷調查對象包括積極分子和隨機樣本?！胺e極分子”的標準是“多次參與相關活動”或“在某類活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積極分子名單基本上是在前期典型調查中搜集到的。為保證總樣本的“代表性”，調查中充分考慮了每一類行動的參與者的比例和絕對數(shù)量，參與者的身份特征以及地域分布。調查共提交積極分子名單954個，最終有效樣本量382個，樣本有效率40%。
隨機抽樣選取了10個城市，分別是北京、石家莊、保定、太原、太谷、成都、羅江、綿陽、射洪、資陽。在城市的選取上，主要考慮了地域分布和城市規(guī)模。首先，分別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各選取一個大城市，分別為北京、太原和成都；然后，在這3個大城市周邊，分別選取中等城市（地級市）和小城市（縣級市）。在選取的10個城市中進行隨機抽樣。抽取的總樣本量是1299個，有效樣本量為1254個，樣本有效率97%。
三、運動興起的背景分析
這場運動最大的“根源”就是改革開放開啟的“轉型”。
本文所指的“轉型”專指改革開放時代發(fā)生的結構性變化。“轉型”最深刻的后果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制度變革。經過30年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機制。二是階級構成發(fā)生了變化，社會的“精英”和“底層”，都經過重新調整。三是統(tǒng)治集團確立了新的階級聯(lián)盟策略，新的精英聯(lián)盟已經形成。
“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構成了所謂的“結構性緊張”，它們使這場運動成為社會內在的需要。伴隨著經濟的不平等而來的，是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同時，官方意識形態(tài)面臨著嚴峻的合法性危機，文化領域“思想解放運動”和西方觀念的持續(xù)沖擊使得中國進入了“價值真空”時代（參與者所感受到的“結構性緊張”詳見表4）。
“轉型”也塑造了全新的政治結構，決定了運動面對的“政治機遇結構”。所謂政治機遇結構，指的是半開放、半封閉的政治環(huán)境最有利于運動的興起和發(fā)展。作為經濟變革的自然結果，中國的政治體制由集權主義變?yōu)闄嗤髁x，正好呈現(xiàn)半開放、半封閉狀態(tài)，因而比較有利于社會運動的興起。這種政治機遇結構，為運動開辟了空間，也限定了行動的界限。
同時，“轉型”也帶來了“大國崛起”，它使得文化復興成為可能和必然；而中國文化的生命力，賦予這場文化復興運動深厚的基礎。
根據(jù)10個樣本城市1254個樣本的統(tǒng)計資料，我們的調查顯示，中國人仍然熱愛自己的文化，充滿了文化自信和自負。60%的被訪者為“歷史文化”感到自豪。90.8%的被訪者認為“雖然我們中華民族不是最強大的，但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是最好的”。中國人還希望憑借本土傳統(tǒng)文化資源重建道德和價值觀。表1顯示，47.5%的被訪者認為，在重建中國道德時，中國文化是必須依靠的精神資源，位列第一。這說明，中國已經告別反傳統(tǒng)的時代。傳統(tǒng)文化依然活著，而且比其他文化更得人心。這就是這場運動得以興起和迅猛發(fā)展的最深厚的基礎。
表1：道德重建必須依靠的精神資源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未來中國要進行道德重建，您認為下列哪個是道德重建必須依靠的精神資源？”此為單選題。）
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特征
- 參與者的界定
本文認為，運動參與者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是“參與”和“認同”?！皡⑴c”，即至少參加了一項公認的屬于該運動的行動。根據(jù)典型調查資料，我們構造出該運動的行動類型集合，見表2。
表2：行動類型集合
參與者的另一標準是“認同”運動的基本訴求。我們構造了一個李克特量表（見表3），用7個陳述來測度人們對儒家文化的認同程度。這7個陳述屬于同一維度，既沒有無關陳述，也沒有完全相關陳述。陳述1、2、3構成了這場運動的“共識”。如果調查對象在這3個陳述上的得分都在4以上，則判斷他認同運動的基本訴求。
表3：測量認同的李克特量表
- 參與者群體特征描述
通過對參與者與非參與者進行比較分析，以確定參與者的群體特征?！皡⑴c者”是指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參與者樣本組，“非參與者”指隨機抽樣總樣本中的非參與者樣本組。
參與者具有以下特征：
男性明顯多于女性，參與者中男性比例達68.5%。
中共黨員的比例很高，達40.9%，是非參與者的4.6倍。這意味著，中共黨員并不拒絕儒家信仰?？紤]到中共的意識形態(tài)與儒家的理念并非沒有矛盾，可以推測，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中共黨員對本黨的理論缺乏真正的信仰。同時，還可以推測，中共并不限制其黨員參與這一運動。
參與者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參與者最高學歷為大專以下（不含大專）的比例為10.4%，而大專及以上的比例高達89.6%。非參與者75.7%為大專以下學歷。
參與者的職業(yè)地位較高。參與者中，黨政機關干部的比例為13.3%，雇主和經理的比例為14.0%，白領的比例為52.0%，藍領的比例為2.3%。而非參與者中，對應的比例分別為0.9%、3.8%、22.2%、30.2%。前者的非藍領人員比例明顯高于后者，而藍領人員比例明顯低于后者。離退休人員、在校學生、家庭主婦、無業(yè)和其他職業(yè)的比例之和，參與者為17.2%，非參與者為42.4%。
參與者的個人收入水平較高。以3000元月均收入為分界線，分界線以下，非參與者的比例較高，為65.9%；分界線以上，參與者的比例較高，為68.8%。
參與者更多關注媒體，他們對國內外時事政治、文化、教育、宗教類新聞更感興趣，上網(wǎng)時間更多，上BBS的時間更多，看雜志的時間更多。
參與者有更多國內外流動的機會。其中出過國或去過港澳臺的比例（35.1%）明顯高于非參與者（2.4%）。前者是后者的14.6倍！最近一年去過其他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比例（83.5%）明顯高于非參與者（25.3%）。前者是后者的3.3倍?！叭ミ^的國家和地區(qū)的個數(shù)”，參與者的均值是非參與者的32.3倍！“去過的國內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個數(shù)”，參與者的均值是非參與者的6.8倍。
關于媒體和外界接觸的統(tǒng)計分析有力地支持了亨廷頓的理論假設——國際交往會刺激人們尋找文化認同。
參與者對個人和家庭生活更加滿意，對政府官員的評價更加積極，但是認為社會問題更加嚴重。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參與者會更傾向于積極行動解決問題，更傾向于與政府合作而不是對抗。
參與者對他人更加信任。除“家庭成員”之外，參與者最信任的是“志同道合的人”和“多年交往有共同興趣愛好的朋友”。這也許是他們更容易參與那些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集體行動的原因之一。
參與者有更強的社會行動感。他們會更加積極地利用現(xiàn)代社會建制來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這也說明，他們更加熟悉這些組織及其運行機制，同時更加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這不是社會中相對愚昧、貧窮、閉塞、猜忌、自私、沒有發(fā)言權、沒有政治權利、沒有行動能力的人掀起、推動、主導的運動，而是有文化、富裕、開放、信任、關心公共事務、有發(fā)言權、有政治權利、有行動能力的主流人群掀起、推動、主導的運動。一句話，這是一場中層主導的運動，而不是底層主導的運動，是既得利益者完善現(xiàn)實的改良運動，而不是受損害者的反抗、起義、革命。
五、運動的框架
本部分分析運動的集體行動框架，包括參與者感受到的問題，復興傳統(tǒng)文化可以解決的問題，他們采取的行動，以及參加活動的動機。本部分的分析對象為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參與者，共計279個樣本。
- 參與者認識到的問題分析
在典型調查和文獻分析的基礎上，我們設計了“問題集合”，如表4所示，覆蓋了文化、社會、政治、國際等領域。調查顯示，參與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所有問題被確認的頻率都在60%以上。
表4：問題集合
其中，社會問題得到了最高頻率的確認，92.8%的參與者認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xiàn)象嚴重”。85%以上的參與者認為存在嚴重的文化問題特別是道德和價值觀問題?！鞍萁鹬髁x嚴重”、“德育缺失問題”和“精神世界空虛”得到確認的頻率分別為88.9%、87.1%和86.4%。政治問題和缺乏文化方面的國際競爭力問題也得到了80%以上的參與者的確認。82.4%的參與者認為“政府官員腐敗”，80.3%的參與者認為“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缺乏文化魅力”。
- 參與者認為通過復興傳統(tǒng)文化可以解決的問題分析
參與者認為復興傳統(tǒng)文化有助于解決問題集合中的所有問題（見表4）。其中，解決文化問題的能力得到了最高頻率的認可。60%以上的參與者認為復興傳統(tǒng)文化可以解決道德淪喪、精神空虛、文化衰落問題。76.7%的參與者認為復興傳統(tǒng)文化可以解決“德育缺失問題”，74.6%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精神空虛問題”，73.1%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道德淪喪問題”，70.6%的參與者認為可解決“金錢至上問題”，60%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理想缺失問題”。同時，73.1%的參與者認為復興傳統(tǒng)文化可以提高國家的文化競爭力，65.9%的參與者認為可以抵御西方文化入侵，60.9%的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文化衰落問題”。
總的來說，參與者認為復興傳統(tǒng)文化有助于解決當代中國面臨的文化、社會、政治、國際問題。
- 參與者參加的活動分析
表2“行動類型集合”中的11、6、4是被參與者采用頻率最高的3種活動類型，被選中的頻率分別是84.2%、69.2%、67.7%，它們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活動。祭孔位居第四，被實踐的頻率為64.5%。這說明，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對孔子懷有宗教性的崇拜。運用傳統(tǒng)文化進行日常管理的頻率也比較高，為57.7%。推廣傳統(tǒng)音樂、服飾、禮儀、書院之類的活動類型被采用的頻率居中，分別為51.6%、46.6%、44.8%、41.2%。網(wǎng)絡討論被采用的頻率并不高，為40.9%，排位第十。被采用頻率最低的3種活動類型依次為3、14、13，分別占9.7%、27.2%、34.4%，它們都屬于“政治性”活動，風險較大，而且難于實施，參與者知難而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見，在選擇活動類型時，參與者充分考慮了各種活動類型解決問題的效率和實施的難度。當然，他們自身的能力和所面對的外部的機遇與風險，也會影響他們的現(xiàn)實選擇。毫無疑問，他們是理性的行動者。
- 參與者認為可以解決的問題與所采取的行動之間的關系
分析顯示，針對任一問題，被參與者選中頻率最高的行動類型都是相同的，被選中頻率位于前4位的行動類型依次為表2中的11、6、4、10，其中11、4、6屬于教育行動。也許參與者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人心壞了，而解決之道就是通過教育重塑人的心靈。被選中頻率最低的行動類型也是相同的，依次為3、14、5、13。它們均屬 “政治性行動”。由于政治體制的開放度不高，而且該類行動的風險較大，參與者以較低頻率選擇它們是非常合理的。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并不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所以沒有能力“制定、頒布、執(zhí)行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政策”。此外，這些行動類型的另一特征就是“門檻高”，像出版雜志和書籍、成立正式組織都需要一定的專業(yè)背景、資金、關系網(wǎng)等等，一般的參與者很難擁有這些資源，所以難于實施這類行動。
上述分析表明，參與者對運動的目標有清醒地認識，有大致相同的歸因邏輯，對所要解決的問題和可供選擇的行動有合理的分析，而且能夠根據(jù)自身的能力和政治環(huán)境的特征，理性地選擇行動方式，在目的和手段之間尋求最優(yōu)化?？梢哉f，他們是典型的“理性的行動者”，而且他們的集體行動框架也是非?！袄硇缘摹?。
- 參與者動機分析
分析顯示，參與者參加活動有8類動機。通過計算某一動機的均值表示參與者群體認可其為參與動機的程度，結果發(fā)現(xiàn)：參與運動的最強烈的動機是為了解決道德和道德教育問題，其均值最大，為4.47，大于4。挽救民族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用儒家替代現(xiàn)在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等，是第二位的動機，均值為3.74，大于3，接近4。第三位的動機是用傳統(tǒng)文化解決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國際問題，均值為3.65，大于3，靠近4。第四位的動機體現(xiàn)了佛教勢力參與這場運動的訴求。排位第五的動機是尋求志同道合者，均值為3.52，介于3、4之間，這說明建立社區(qū)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動機。排列在最后的是“投機性動機”，或是為了政治目的，或是為了商業(yè)目的，或是為了沽名釣譽，或是為了追求時尚，或是簡單的隨大流，總之不是為了弘揚傳統(tǒng)文化。而且這類動機是自利的，而不是利他的。它們把運動當作實現(xiàn)其他目的的手段，對運動進行工具性利用。此類動機的均值低于3。
以上對參與者群體的框架的統(tǒng)計分析顯示，運動的框架呈現(xiàn)出高度的多元化，還沒有形成明確的主導性框架。但這并不意味著運動缺乏共識。事實上，文化混亂危及所有人的利益，文化危機有可能成為全民族共同的危機，作為一種應對文化危機的策略，復興傳統(tǒng)文化也才有可能成為全民族的共同訴求。也正因為如此，以道德和價值觀重建為直接訴求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才有可能成為各個群體共同參與的、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社會運動。
六、運動的行動特征
本節(jié)統(tǒng)計分析的對象是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參與者集合，共計279個樣本。
- 行動主體特征
調查顯示，有77.4%的參與者以個人身份參加活動。16.2%的參與者，他們是政府的公務員、事業(yè)單位負責人、企業(yè)負責人、媒體從業(yè)人員，不但參加了活動，還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可以支配的行政資源投入活動。6.5%的參與者是學生。而非精英人士，不超過38.7%。
就參與者參加活動時的地位和參與程度而言，50%的人自認為是活動的核心成員，即活動的組織者、發(fā)起人、召集人，或是協(xié)會等組織的創(chuàng)辦人等等。這意味著，或是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或是活動的平均規(guī)模比較小，或是活動的參與性比較高。30%的參與者是“積極的跟隨者”。10%的參與者是“三心二意的人”。而11.5%的參與者以“支持者”的身份參加活動。
- 行動方式特征
調查顯示，教育、學術、宣傳是最普遍的經常性行動類型。參與頻率最高的行動類型是“讀經”，頻數(shù)高達84.2%。緊隨其后的是學術、宣傳、祭孔，頻數(shù)均超過了60%。推廣傳統(tǒng)音樂、禮儀、服裝的行動類型也被廣泛采用，頻數(shù)均超過40%。建書院、參與網(wǎng)絡討論的頻數(shù)也超過了40%。1/3的參與者借助正式注冊的組織參與運動。27.2%的參與者參加過簽名呼吁行動。立法和執(zhí)法類行動頻數(shù)最低。把傳統(tǒng)文化理念運用于日常管理以較高的頻數(shù)被參與者采用?？梢?，教育、學術、宣傳、祭孔是最普遍的行動類型。
- 組織形態(tài)特征
我們將這場運動所利用的組織形態(tài)分成三種：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緊密聯(lián)合體和松散聯(lián)合體。正式組織指正式注冊的法人，有章程和組織結構，有固定人員，有經常性的活動。非正式組織指未正式注冊，但有章程和一定組織結構，有固定人員，有經常性活動。緊密聯(lián)合體指未正式注冊，無章程和組織結構，所包括的人員相對穩(wěn)定，有經常性的活動。而松散聯(lián)合體指未正式注冊，無章程和組織結構，人員比較開放、流動性高，有經常性的活動。
調查顯示，這場運動中正式組織接觸的頻率最高，為69.9%。它們主要是已經存在的組織。這說明，參與者積極地、有效地“利用”或“占用”現(xiàn)有的社會基礎設施?；蛘哒f，既有組織，在資源動員方面，對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然，也有運動中誕生的“運動專用組織”，如柳河東、炎平發(fā)起成立的儒家組織。
松散聯(lián)合體位居第二，占47.7%。它們很可能是在這場運動中誕生的，而且是這場運動“專用的”。典型調查階段，此類組織是“運動組織”的主體。選擇這類組織形式是參與者理性決策的結果。這是適應政治機遇結構的恰當策略。
緊密聯(lián)合體（36.2%）、非正式組織（45.2%）之類的過渡形態(tài)接觸頻率最低，說明“專用組織”發(fā)育、升級不太順利，或者說組織成長還處于初級階段。當然，對于社會運動來說，“過渡形態(tài)的”組織也是“正常的”組織。組織的多元化、非正式是社會運動的特征。
- 資源動員
人員動員
在動員渠道方面，社會網(wǎng)絡在人員動員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動員同事、朋友參加活動的比例為67.7%，動員家人、親戚的比例為48%。這一點與社會運動理論的一般結論高度一致。40.9%的參與者曾動員素不相識的人參加活動。
在動員方式方面，31.9%的參與者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進行人員動員，這也許與其他動員方式難以利用有關。64.9%的參與者利用既有組織體系進行人員動員。只有26.5%的人員動員利用了專門組織。
在動員對象方面，參與者重視精英。46.2%的參與者動員過社會精英，21.9%的參與者動員過政治精英。在成功地動員了其他人參加活動的參與者中，90%以上的人宣稱動員對象是無償參與活動的，只有不足10%的人宣稱動員對象是“付薪酬的”?？梢?，這場運動的“志愿性”是很強的。
資金動員
68.8%的參與者“自掏腰包”開展活動。
53.4%的參與者沒有得到外界資助。他們或是自己出錢，或是參與活動的方式使其不用花錢。9%的參與者得到過財政撥款。19%的參與者得到過本單位的資助。27.2%的參與者得到過社會捐贈。可見，政府和社會都為運動提供了資金支持，而且來自社會的無償資金支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3.3%的參與者通過活動收費、產品和服務銷售獲得資金。這暗示運動在財務上具備了一定的自我維持能力。
媒體動員
參與者高度重視媒體，積極利用媒體，也得到了媒體的重視。68.1%的參與者接受過相關采訪或在公共場合露過面，43.7%的參與者主動接觸過媒體。很多運動積極分子的“曝光率”很高，如傅路江、逄飛。但是，民間參與者并不是動員媒體的唯一力量，也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媒體動員方面，政府發(fā)揮了至關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 政治機遇結構
在參與者獲得的各種形式的外部支持中，社會網(wǎng)絡的支持是最大的。60%的參與者得到了家人、親戚、朋友和同事的支持。46.2%的參與者得到了媒體的支持。民間團體、知名人士也給予了參與者較大的支持。得到政府、企業(yè)、宗教組織、海外組織支持的參與者的比例排在后面。
在各種形式的“阻力”中，被參與者選中的比例，經濟壓力最高（54.1%）。周圍人的不理解、誤解、排斥、打擊位居第二（29%）。參與者往往很重視周圍人的態(tài)度，初級社會網(wǎng)絡的影響力很大。而受到媒體批評和攻擊位居第三（16.3%）。來自（廣義的）政府部門的阻礙還是存在的，但比例均低于10%?？紤]到中國政府對待大規(guī)模集體行動的態(tài)度，這一運動獲得這樣的待遇已經是非常難得了。相對而言，這場運動的政治環(huán)境還是比較有利的。
- 行動特征及原因分析
研究發(fā)現(xiàn)，這場文化民族主義復興運動不同于國外的社會運動，與臺灣、香港的社會運動也有巨大差異，甚至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大陸的學生運動。這場運動體現(xiàn)出明顯的行動的非對抗性、非破壞性、非沖突性、沒有使用物質損害邏輯、整體上缺乏組織性、微觀層面的組織形態(tài)也很原始。
造成上述特色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政治機遇結構。政府對游行、示威、結社等的有力限制，使某些行動方式和組織形式無法利用。其二，這場運動的性質。這場運動以復興儒家文化為核心訴求，而儒家文化的性格是“中庸”，所以參與者一般不會熱衷于參加那些“激烈的”行動。其三，運動的策略。調查中發(fā)現(xiàn)，在參與者中，99.3%的人認為政府應該直接參與這場運動。72.4%的參與者認為應該主要由政府推動這場運動。78.5%的參與者認為政府推動這場運動更有效。可見，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期望政府協(xié)助、支持，甚至領導這場運動，他們沒有把政府當作自己的敵人，自然也不會處心積慮地與政府作對。
七、運動的后果
本部分按照政治文化的邏輯，分析和預測這場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或后果。
- 預測的方法
由于目前運動還沒有形成一個主導性框架，而運動的狂熱分子或核心成員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能量極大，對運動的影響至深至遠。因此，可以用他們的價值觀替代運動的主導性框架，并據(jù)此對運動的后果進行預測。具體的方法和程序為：確定“核心參與者”的標準，按此標準確定“核心參與者樣本組”，通過統(tǒng)計分析確定“核心參與者的價值觀”，再把這個價值觀看作“預測的依據(jù)”，并據(jù)此進行趨勢外推。
操作層面的具體方法和程序為：第一，確定兩個樣本組，一個是積極分子總樣本中的高度認同儒家的參與者樣本組，即李克特量表中的7個題項的得分均大于4的樣本，簡稱“核心參與者”；一個是10個城市隨機抽樣總樣本中的非參與者樣本組，簡稱“非參與者”。第二，在兩個樣本組之間進行比較。這既是在參與者與非參與者之間比較，又是在高度認同者與非認同者之間進行比較。第三，根據(jù)比較結果，推測運動的效果。此處，把非參與者的價值觀看作將被改變或替代的現(xiàn)實中的主流價值觀，而核心參與者的價值觀看作將成為主流的未來的價值觀。
本部分所有結論都是建立在詳析分析的基礎之上。詳析分析的檢驗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學歷、收入、所在城市、國際流動、國內流動。凈關系顯著性檢驗的P值為0.1。詳析分析的結果不作陳述。
- 預測：對文化和政治的影響
1）文化與宗教立場
表5顯示，核心參與者對古代思想家的認同高于現(xiàn)代。排位1、2、3、5的思想家均為古代的儒釋道的鼻祖，排位4、6的思想家是現(xiàn)代的毛澤東和馬克思。非參與者對現(xiàn)代思想家的認同高于古代。排位1、3、4的思想家是現(xiàn)代的毛澤東、孫中山、馬克思，排位2、5的是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和老子。
兩組人對本土思想家的認同均遠遠高于外界思想家。得到10%以上的人認同的思想家中，只有一位屬于外界（馬克思）。并且屬于西方的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資本主義陣營。在兩組中，亞當?斯密、盧梭、達爾文均排位靠后。
表5：對思想家的評價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下列人物中，您認為哪幾位是最偉大的思想家？”(限選三項)
表6顯示，核心參與者對儒教的認同遠遠高于非參與者。其對儒教的認同比例超過位居第二的佛教一倍多。非參與者對佛教的認同最高。
兩組人對本土宗教的認同均遠遠高于外來宗教。核心參與者對外來宗教的認同程度更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合計只有0.6%。
表6：對宗教或文化傳統(tǒng)的評價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下列宗教或文化傳統(tǒng)中，您認為哪個是最偉大的？”(單選)
推論：這場運動有利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特別有利于提高儒家思想家，以及作為宗教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和地位。有利于抑制外來思想家、外來宗教、外來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
2）對民主與權威的價值判斷
與非參與者相比，核心參與者更加信任政府或國家。更加認為“國家有責任為人民創(chuàng)造幸?！薄ⅰ罢胸熑瓮茝V好的道德和價值”，而且核心參與者的均值高于非參與者。可以說，在政治文化方面，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更加傾向儒家。更確切地說，前者比后者更加認同“儒家式權威主義”。
表7：對儒家價值觀的態(tài)度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下面這些陳述與您的想法符合嗎？是非常符合（5）、比較符合（4）、一般（3）、不太符合（2），還是非常不符合（1）？”
對改革方式的態(tài)度
表8顯示，核心參與者是更加“激進”的改革者，而非參與者更加“保守”。選擇“保持現(xiàn)有體制不變”而不愿進行變革的比例，前者為2.9%，后者為15.1%。就“改革方式”而言，核心參與者更加“保守”，而非參與者更加“激進”。選擇“激進式改革”的比例，前者為2.9%，后者為12.4%。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比例，前者為87.7%，后者為55.2%?？梢姡诵膮⑴c者更加有利于穩(wěn)定。
表8：對改革方式的看法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對于我國現(xiàn)有體制的改革，您傾向于下列哪種改革方式？”(單選)
推論：這場運動直接有利于儒家政治哲學的復興，有利于儒家式權威主義政體的建立。這場運動會強化或擴大對民主正當性的懷疑，對民主有效性的不信任，對政治民主化危害的擔憂。其直接結果是不利于政治民主化，并通過抑制競爭對手的方式，間接有利于權威主義政體的穩(wěn)定。同時，這場運動有利于漸進式改革方式的推行和維持，進而有利于轉型時期的政治穩(wěn)定。
- 預測：對國際行為的影響
1）文化民族主義立場
表9顯示，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更加認為，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是最好的，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應該流傳下去，政府應該保護民族文化并承擔抵御外來文化入侵的責任，國家還應該有組織地向外輸出文化。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不但要保護自己的文化，防止其他文化侵犯自己，而且還有向外輸出文化，影響（征服）其他文化。這顯示出核心參與者比非參與者具有更加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意識。
表9：對民族文化的態(tài)度
2）大國理想和責任
表10顯示，核心參與者選擇“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的比例低于非參與者，選擇“不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的比例高于后者。這說明前者比后者更加“和平”。因為對中國人來說，“超級大國”可能是一個負面概念。一般情況下，人們往往把它與美國的所作所為聯(lián)系在一起。
表10：對超級大國目標的態(tài)度
注：向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您認為中國應該追求成為超級大國嗎？”（單選）
推論：這場運動有利于提高中國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有利于本土文化或傳統(tǒng)文化的復歸或復興；有利于文化輸出，特別是有利于政府推動的文化輸出；有利于中國以和平的方式進入國際社會，追求“和平崛起”或“王道”。
總之，本文的分析顯示，這場運動很有可能改變中國的文化格局，一方面，降低外來文化——主要是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提升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力。如果運動獲得足夠的成功，將直至確立中國本土文化在中國的文化領導權。按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儒家文化領導權的確立，將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合法性觀念，對中國人的政治選擇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中國的政治發(fā)展，走向儒家倡導的王道政治。這場運動還將通過影響文化和政治，進而影響中國的其他領域，并通過影響中國——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國，最終影響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格局。所以，這場運動不僅可能影響中華民族的命運，還可能影響人類的命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