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裔
英國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其1847年的小說《唐克雷德》（Tancred）中曾建議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遷都印度：“女王應該集中一支強大的艦隊，并與她的全部王室成員和上流精英一起出發(fā)，把帝國的所在地從倫敦遷往德里。”對此，德國憲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如此評論：“他預感到，英格蘭這個島嶼不再是歐洲的一部分。它的命運不一定非得與歐洲聯(lián)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啟程，改變其作為一個海洋性世界帝國的首都的位置。這艘船可以在這里起錨并在另一個地方拋錨。這條巨大的鯨魚，利維坦（Leviathan），可以游動起來，找尋其他的海洋了?！?[1]
169年后，英國人民通過一場公投，決定脫離二戰(zhàn)之后形成的歐洲聯(lián)盟（European Union）。英國也是西方世界最早公開宣布支持由中國牽頭的國際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國家。這似乎進一步驗證了施米特對英國的三個比喻：船，鯨魚，利維坦。作為島國的英國很難被固定在一個地方，它需要時刻保持游動狀態(tài)，以尋找更適合自己生存的海域。
然而，在這場公投中，我們又可以發(fā)現(xiàn)這條船、這頭鯨魚、這個巨大的利維坦內部發(fā)生的驚人分裂。英格蘭地區(qū)各個選區(qū)遍布著反對歐盟的聲音，但倫敦地區(qū)以及少數(shù)與歐盟聯(lián)系密切的大城市和整個蘇格蘭地區(qū)一樣，幾乎都持支持歐盟的態(tài)度。公投結果出來之后，倫敦一片哀嘆，而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也很快宣布，他們將尋求第二次蘇格蘭脫英的公投機會。這個一度擁有無敵的海軍、控制海上貿易、海外遍布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el imperio en el que nunca se pone el sol），現(xiàn)在不僅失去了它的帝國，就連本島的統(tǒng)一，也都是在吃力地維持。
這背后，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歷史進程？它告訴了我們哪些關于陸地與海洋的秘密？
海洋霸主的崛起
自從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以來，英國王室在歐洲大陸長期擁有領地，并且積極參與歐洲大陸霸權的競爭。但是，跨海投放兵力，始終具有極高的成本，隨著歐陸國家戰(zhàn)爭能力的提高，英國的劣勢逐漸顯示出來。1558年到1560年的加萊戰(zhàn)爭（Siege of Calais）之后，英國失去了歐洲大陸最后一塊領地。參與歐陸爭霸戰(zhàn)的巨大開銷，迫使都鐸王朝（the Tudors）君主出售剛從天主教會那里沒收來的土地，從而導致了英格蘭紳士階層的崛起，后者在17世紀成為議會勢力的社會基礎。16世紀都鐸王朝末世君主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退出了大陸霸權之戰(zhàn)，改為在歐洲大陸維持離岸平衡，同時積極發(fā)展英格蘭的海軍力量，并借助海盜力量來打擊自己的對手。
1588年，英國摧毀對手西班牙的“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雖然這并沒有讓英國馬上建立起海上霸權，但幫助荷蘭人在17世紀擺脫了西班牙人的統(tǒng)治，從而崛起成為新的海上霸權力量。荷蘭人是軍事技術的革新者，憑借強大的海軍拓展商業(yè)網絡，組建了強大的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y）。但是，與英國相比，荷蘭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要遜色許多——作為歐洲大陸的一部分，荷蘭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守住一條很長的大陸防線，并努力維持歐洲大陸上新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的內部平衡，而這對他們的力量本身是一種消耗。相較而言，英國由于自身的海島地位，無需這種資源消耗，在其歐洲競爭對手將力量和資源鎖在國內用于大陸爭霸戰(zhàn)的時候，英國便可為海外擴張輸送力量和資源，對海洋的信心也逐步增長。荷蘭人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在1609年出版《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英國人塞爾登(John Selden)則提出“海洋封閉論”(Mare Clausum seu De Dominio Maris)予以駁斥。但當英國人的海上力量達到一定強度之后，他們拋棄了塞爾登的“海洋封閉論”，采用了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因為被主權所分割的海洋對于一個弱國的自我防衛(wèi)可能是有利的，但會束縛一個海上強國對外開拓的手腳。[2]
1688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對英國而言，是一次重要的道路選擇。這場革命廢黜了主張法國式的大陸絕對主義（Absolutism）國家發(fā)展道路的詹姆士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3]的統(tǒng)治，隨著“議會主權”（Sovereign Assembly）的確立，英國的商業(yè)階層在政治體系中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讓債權人更加“放心”的政權，它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從國際金融市場上借到錢，支持自己的戰(zhàn)爭與冒險。在新政權之下，倫敦的金融實力也在不斷增長，最終在18世紀趕上了阿姆斯特丹，將荷蘭的資本不斷吸納過來。同時，在與法國的海外殖民與貿易競爭中，英國不斷取得勝利，無論是在北美，還是在南亞次大陸，法國人都節(jié)節(jié)敗退。
在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爆發(fā)之后，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舊君主們結成同盟，撲滅革命。1815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形成的“維也納體系”（Vienna System），[4]其核心是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與法國五強統(tǒng)治（pentarchy）結構， 但英國與俄國實際上居于霸權地位，俄國是最強的陸地帝國；英國則是最強的海洋帝國，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維系著一個龐大的貿易體系。倫敦即是這個龐大貿易體系的金融中心?？梢哉f，英國憑借自己海上力量的積累，在大陸事務中已經建立起極大的話語權，成為以“大國協(xié)調”（concert of powers）為特征的維也納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但與奧、俄、普不同，英國已經在海外拓展中嘗到甜頭，逐漸將主要精力放在海外殖民地和商業(yè)的拓展上，不參與歐洲大陸領土的爭奪，僅維持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以保證英國海軍和商船航行的安全。其中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在奧斯曼土耳其衰退所造成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上，英國竭力制止任何大國單方面改變巴爾干半島（Balkan）的現(xiàn)狀，并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Crimean War）中支持土耳其對抗俄國，在埃及-土耳其戰(zhàn)爭中支持土耳其對抗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 Pasha）。
殖民擴張對于英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沒有殖民擴張的條件，我們很難想象第一次工業(yè)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會在英國爆發(fā)。英國是這次工業(yè)革命的領頭羊，也是最大受益者。這次工業(yè)革命的結果是英國變成了“世界工廠”（workshop of the world），進一步強化了英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大量原材料被運到英國，加工后的成品則被運到龐大的殖民地市場進行傾銷。英國以豐富多樣的治理機制控制著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海軍、貨物貿易和金融，將“日不落帝國”聯(lián)為一體。
危機與衰落
但是，這個體系內部，潛藏著走向今天這樣的內部碎片化的病因。經過17世紀革命，穩(wěn)定下來的是一個與王朝世襲制結合的寡頭政體，在1832年議會改革之前，選民人數(shù)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與其他國家相比，統(tǒng)治這個帝國的有產階級（以倫敦的議會精英為代表）已經相當資本化與商業(yè)化，其利益與英國的海外殖民體系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的首要興趣在于以帝國的統(tǒng)治機器來保障自己的商業(yè)利益。
統(tǒng)治是需要成本的，而倫敦的殖民統(tǒng)治與巴黎相比，其顯著特點就在于偏好各種節(jié)省成本的間接統(tǒng)治形式，只要能夠獲得差強人意的利潤，帝國的政治精英們寧可“統(tǒng)而不治”（reigns but does not govern），只是在商業(yè)利潤需要的情況之下，他們才有動力將間接統(tǒng)治變成直接統(tǒng)治。而當殖民地的抵抗生成過大的保有成本時，他們寧可放棄土地，在其他地方尋找補償——隨之而來的是維護帝國意志的孱弱。18世紀，帝國的政治精英們就是在精心計算之后放棄了北美殖民地；二戰(zhàn)之后，他們也是如此放棄了一個又一個海外殖民地。
這個龐大的帝國讓其精英階層充滿自豪，進一步也緩和了英倫三島內部的整合問題，但其結果卻是許多隱患不斷積累下來，未得到及時解決。這個整合問題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在“聯(lián)合王國”（United Kingdom）的政治結構下，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都保持著自身的民族認同。倫敦在18世紀初通過賄賂蘇格蘭貴族和議會，實現(xiàn)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合并，蘇格蘭議會取消。但19世紀歐洲大陸勃興的民族主義也影響到了蘇格蘭，蘇格蘭出現(xiàn)了以“自治”為訴求的民族主義組織。至于從中世紀以來就長期受到倫敦殘酷壓迫的愛爾蘭，在法國大革命鼓舞下，在1798年爆發(fā)了反英起義，遭到英國無情鎮(zhèn)壓。1845年至1850年愛爾蘭發(fā)生大饑荒，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而倫敦對此反應冷漠。19世紀下半葉，愛爾蘭自治運動風起云涌，在一戰(zhàn)之前最終發(fā)展成為武裝革命。
對王室的效忠，英語的普及，與天主教國家的戰(zhàn)爭所激發(fā)的新教自覺，共同的帝國事業(yè)，能夠在不列顛與愛爾蘭的臣民中制造出某種共同的身份認同，但這種認同很難得到清晰的官方命名。與族群構成比較簡單的德意志第二帝國（German Empire）相比，大英帝國打造自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難度要更大，它很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領土遍布全球的帝國，統(tǒng)治著形形色色的族群，為所有這些族群打造一種民族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僅僅以不列顛和愛爾蘭為基礎來打造民族主義，則會在殖民地產生排斥效果。事實上只要帝國能夠維系各族群上層精英的聯(lián)盟，它在“官方民族主義”上的模糊并不是太嚴重的問題。但是，當?shù)蹏詸嗨ネ?，無法吸引各族群精英的忠誠之時，它們固有的民族與區(qū)域認同就會異軍突起，形成強大的離心力。
第二，英國工商業(yè)精英們很容易從英國的殖民體系中獲得利益，但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英倫三島自身的產業(yè)整合——當把任何資源從殖民地轉運到倫敦，轉手一賣就能發(fā)大財?shù)那闆r之下，誰還有動力老老實實地在本土辦工廠，積極應用新科技，推進產業(yè)整合？
英國通過殖民擴張和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導致其在第二次工業(yè)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中逐漸落后。實際上，英國仍然是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發(fā)源地，但卻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新機器的出現(xiàn)，使得鐵路和內河航運業(yè)得以勃興，從而增加了商品在陸地上的流動性。身處中歐、缺乏海洋權力的德國深耕其國土，發(fā)展出強大的產業(yè)集群，其先進的高等教育和職業(yè)教育將工廠里的技術革新與學者的科學研究結合在一起，支撐起了持久的知識創(chuàng)新，而在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發(fā)源地的英國，工匠們的技術革新和牛津劍橋的高等教育一直以來是各行其道的兩張皮。美國迅速引進了德國的高等教育經驗，憑借遼闊的國土、龐大的人口以及比英國更為優(yōu)越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發(fā)展出了19世紀最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而英國的投資者們仍然享受著殖民體系的紅利，熱衷于利潤極大的海上貿易。到20世紀初，美國與德國兩國的經濟總量，先后超過了英國。
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施米特將大英帝國的危機追溯到了機械時代的降臨：“此時利維坦由一條巨大的鯨魚變成了一臺巨大的機器。事實上，這是某種異乎尋常的質的改變。機器改變了人與海洋的關系。那類曾經在海洋上創(chuàng)造過輝煌的大膽的人喪失了其原來的重要性。那些勇敢的海員在帆船上所取得的成就，高超的航海技術，對于某種類型的海員的嚴格培養(yǎng)和篩選，所有的這一切在現(xiàn)代化、機械化的航海工具面前都相形失色了。”[5]施米特固然沒有更細致地解釋兩次工業(yè)革命對英國影響的不同，但他正確地指出，新機械的發(fā)明，使得建構海上力量的門檻不斷降低，從而將削弱海洋帝國原有的優(yōu)勢地位。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航海家中難尋中歐德意志地區(qū)居民的蹤影，但是，在普魯士（Prussia）統(tǒng)一德國之后，憑借著迅速崛起的重工業(yè)，在威廉二世（Wilhelm II）時期，德國已經擁有了一支實力相當可觀的海軍。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于1890年發(fā)表的《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也深刻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海軍決策，帶來了美國海軍的迅速崛起。
德美兩國的崛起，使1815年奠定的“維也納體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在歐洲內部，德國對英國霸權發(fā)起沖擊，雖然兩次都未能擊敗英國，但成功地削弱了后者的力量。然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勝利果實的收割者。西方內部的戰(zhàn)爭帶來的另一個影響是，非西方的被壓迫民族獲得了自我解放的機會。二戰(zhàn)結束之后，大英帝國分崩離析，各殖民地紛紛獨立或被英國入侵前的原主收回。英國的工業(yè)與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廣大殖民地，帝國的瓦解對于經濟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而帝國瓦解對不同地區(qū)產生了不同的經濟后果，也因此成為催生分離主義（Separatism）的養(yǎng)料。
海軍力量是海洋帝國的標志。1953年，在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登基之時，英國舉辦了一次規(guī)模盛大的國際閱艦式，在這次閱艦式上，我們仍然能夠看到英聯(lián)邦國家所擁有的9艘航母，顯示著這個海洋帝國的雄厚家底。然而在1957年，美國在弗吉尼亞的漢普頓錨地（Hampton Roads）舉辦了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國際閱艦式，17國共110多艘軍艦參加了閱艦式，宣示了新的海上霸主地位。
“去工業(yè)化”與離心力的增長
即便在丟掉絕大多數(shù)海外殖民地之后，英國仍然稱得上一個相當出色的工業(yè)強國。20世紀50年代，英國5000多萬人口中有近900萬人從事制造業(yè)，另有90萬人是煤礦工人。在英國的工業(yè)基地中，我們可以找到工業(yè)重鎮(zhèn)伯明翰（Birmingham）與曼徹斯特（Manchester）、格拉斯哥（Glasgow）、南威爾士（South Wales）以及蘇格蘭的工業(yè)帶、東米德蘭（East Midlands），今天“去工業(yè)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倫敦在那時候也是工業(yè)重鎮(zhèn)。英國三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于制造業(yè)的貢獻。英國在1950年的出口貿易占到全球工業(yè)品出口的四分之一，超過當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出口額總和。
盡管如此，英國工業(yè)很快遭遇到了所謂“英國病”（British disease）的侵襲，經濟陷入滯脹狀態(tài)?！皽洝奔扔型獠恳蛩?，如70年代的油價上漲向下游各行業(yè)的價格傳遞，也有內部因素，如福利開支的增長、工會的強勢所造成的對改革的抗拒。大蕭條后盛行西方世界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藥方在面對“滯脹”的情況，陷入運轉不靈的狀態(tài)。
在這一背景下，1979年撒切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上臺，大力推進私有化、削減福利開支和打擊工會的改革。“滯脹”貌似被控制住了。但馬上面臨的后果，卻是英國制造業(yè)的全面衰落。英國政府手里原本掌握著不少優(yōu)質的國有企業(yè)，私有化之后，由于相應的產業(yè)利潤率較低，私營企業(yè)家們紛紛將其關閉或轉手賣掉，未能經營下去。[6]改革對不同地區(qū)的影響差異也比較大，蘇格蘭重工業(yè)的衰落遠比英格蘭更顯著，民眾失業(yè)率迅速上升，但保守黨政府卻砍掉了許多社會福利，由此在蘇格蘭引發(fā)了民眾對于保守黨政府的普遍不滿，進而成為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天然養(yǎng)料。
與此同時，保守黨政府于1986年出臺了《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86），放松對金融業(yè)的管制，金融業(yè)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然而，金融業(yè)能夠吸納的，通常是少數(sh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而將大多數(shù)人口排除在外。而這導致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樂施會（Oxfam）2016年9月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已成為發(fā)達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占人口總數(shù)1%的富豪所擁有的財富數(shù)量是總人數(shù)高達1/5貧窮人口相對值的20多倍。更具體的數(shù)據(jù)表明，大約63.4萬英國人的財富總和是該國1300萬最貧困人口財富總和的20倍。 [7]
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下，絕對主義王權促使巴黎不斷擴張；在當代英國，金融立國的政策也迫使倫敦不斷膨脹。倫敦代表著發(fā)展和繁榮，而其周邊的城市，尤其是工業(yè)城市，一個接一個走向衰敗則是成就這種發(fā)展與繁榮的代價。倫敦金融城是一個離岸金融中心，它服務的是遙遠國度的經濟，而與英國本國的實體經濟之間的聯(lián)系卻相當微弱。住在這里的社會精英們只關心與他們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遙遠國度，卻越來越難理解他們那些就業(yè)困難的同胞們的所思所想。
雖然看起來都像是“親歐”勢力，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們和倫敦金融家們的想法卻非常不同。不少蘇格蘭人對撒切爾夫人充滿怨念，認為正是前者的邪惡政策，摧毀了蘇格蘭的工業(yè)城市，使蘇格蘭成為缺乏發(fā)展希望的地方，倫敦則是一個吸納資源的無底洞，吸走了蘇格蘭的精華。蘇格蘭獨立，從發(fā)展道路上，意味著要與倫敦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政策劃清界限，采取更傾向于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的立國道路。而倫敦金融家們的親歐，是因為他們與歐盟的業(yè)務聯(lián)系。盡管他們對許多來自歐盟的金融管制政策非常不滿，但如果英國脫歐，造成的結果就是許多金融業(yè)務離開倫敦，奔向巴黎和法蘭克福。因此，在“脫歐”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他們更期待于“軟脫歐”（soft Brexit），盡可能保持英國與歐盟原有的互聯(lián)互通成果。
與此同時，倫敦金融城也瞄準新型工業(yè)國家，開拓新的金融業(yè)務。2015年英國積極加入亞投行曾經讓許多人大呼意外。在“脫歐”公投之后，英國迅速與中國達成了“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UK-China Joint Statement on Building a 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的共同意向。有人驚呼英國 “脫歐入亞”，但也許我們需要確立一個觀念：英國早就是一個亞洲國家。在帝國時代，它在亞洲擁有大量殖民地；在后帝國時代，它仍然是一條能隨時起航、尋找新海域的船。只是，在它的流動性里，既潛藏了它的成功之道，又暗藏了它的危機。
余論
縱覽古今帝國的嬗變史，我們總能看到，一個時代的取勝之道，可能很快會在時勢變遷之后，成為阻礙革新的因素。歷史上英國作為海洋帝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諸多隱患。英國精英階層在完成全球化的同時，根據(jù)全球市場的潮起潮落來配置自己手頭的資源，以獲得自身利潤的最大化。但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使得大英帝國缺乏迅速推動工業(yè)升級、并在英倫三島內部推進進一步經濟與政治整合的動力。在帝國實力仍然較強的時候，這還不足以構成嚴重的問題。但是，當其他國家迅速升級工業(yè)，并將其轉化成強大的軍事實力之時，英國的帝國霸權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戰(zhàn)。當?shù)蹏殉擅魅拯S花，過去因為帝國強大而被掩蓋起來的問題，就會進一步暴露出來。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二戰(zhàn)之后，英國仍不乏加強內部整合的機會。但是，撒切爾夫人的改革，造成了英國工業(yè)的衰落和倫敦金融城的畸形發(fā)展。經濟結構的變化，進一步激化了英國內部的地域和族群矛盾。這次英國“退歐”公投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向我們展現(xiàn)了這種內部分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英國必然會走向分裂，英國的當政者仍然有機會尋找一條適合英國的工業(yè)發(fā)展道路，為中下層人民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崗位。只是，在“去工業(yè)化”之后，試圖“再工業(yè)化”，談何容易！
出于對近代中國“走向海洋”挫敗經歷的反思，當代中國產生了不少海洋帝國的傾慕者?！昂霉拧笔且环N難得的雅興，但如果變成“刻舟求劍”，就會給實踐帶來損害。從英國衰落的歷史進程來看，自從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以來，新機械的發(fā)明使得陸地的人和物也能夠獲得一種更高的流動性，而人類對航空與航天領域的開發(fā)，更使得海洋這一地理因素對于國家發(fā)展的重要意義，已經從其巔峰時期削弱。新的海洋霸主美國在冷戰(zhàn)時期（Cold War）提出“空地一體”軍事戰(zhàn)略（Airland Battle），在冷戰(zhàn)之后又提出“空海一體”（Airsea Battle），充分顯示出了新的空間革命對原來的陸-海格局所帶來的新沖擊。近代中國在海洋力量的競爭中遠遠落后于列強，但新中國在對“制空權”與“制天權”的爭奪中，已經躋身強國之列，這給國土的深入開發(fā)（如高鐵與高速公路的修建）和海洋的經營，創(chuàng)造了戰(zhàn)略空間。一言以蔽之，需要在一個復合結構中思考海權，既不低估也不夸大其重要性。
如今中國海洋貨物貿易規(guī)模已經達到世界第一，但與此同時，中國在貨物貿易中的利潤仍然相當微薄。能夠賺取超級利潤的霸權國家，首先依靠的是對產業(yè)鏈的掌控力——牢牢掌握高端研發(fā)和產業(yè)標準制定環(huán)節(jié)，利用知識產權（IP, Intellectual Property）形成壟斷保護，從利潤中抽取最大的一份，而產品的實際制造者只是賺取一點辛苦錢而已。值得欣慰的是，經過六十多年的奮斗，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工業(yè)產品也不斷向價值鏈的上游挺進。但這是一個如同逆水行舟般的艱難過程，其中潛藏著許多陷阱：比如說，金融業(yè)的畸形發(fā)展，會否阻礙工業(yè)升級的大局？在工業(yè)升級的過程中，“機器換人”會否帶來制造業(yè)崗位的大量消失，從而對中下階層的就業(yè)造成顯著影響？當一個社會跌入陷阱，連“共同富?！钡脑妇岸紵o法維系時，各種離心力也就會加速上升。
在2016年的“退歐”公投中，倫敦人驚覺他們與周邊地區(qū)民眾的對立，英格蘭的多數(shù)民眾看到了自己與蘇格蘭人的對立，這種對立暫時還不會阻止英國這條承載了6000多萬人口的船調整航向，駛向適合它的海域，再徐圖進取。但這個星球上有什么新海域，能夠容納一條承載了14億人的方舟呢？
??????????????????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
注釋：
[1]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林國基、周敏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頁。
[2] Monica Brito Vieira, “Mare Liberum vs. Mare Clausum : Grotius, Freitas, and Selden’s Debate on Dominion over the S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 (2003).
[3] Alexander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Leopold von Ranke, “Die gro en M chte, ” Smtliche Werke , vol.54(1874?1890).
[5]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林國基、周敏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頁。
[6] 時至今日，英國只在軍工、航天、制藥、IT等領域還保留有一些不錯的大企業(yè)，但產業(yè)鏈已經高度不完整，缺乏成規(guī)模的產業(yè)集群的支撐。
[7] Oxfam GB, How to Close Great Britain’s Great Divide: The Business of Tackling Inequality,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how-to-close-great-britains-great-divide-the-business-of-tackling-inequality-620059.
